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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年前，
法國所有女人都為這兩個男人傾倒。
他們常常結伴出現在巴黎花神咖啡館，一個豐神俊朗，漫不經心又充滿熱情；一個眉頭緊皺，嬉笑怒罵中指點哲學江山。他們就是阿爾貝·加繆與讓·保爾·薩特，兩座法國文學的高峰。他們很相似：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都涉及哲學、戲劇、文學、政治等多個領域，都是左翼知識領袖――也都是極有個性的男人。

但也很不同：加繆出生于阿爾及利亞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死于戰爭，靠祖母辛勤養育成人，如果不是被老師發現天賦異稟，連書都差點念不上。因為戰前發表過一系列為阿爾及利亞卡比爾農民鳴不平的文章，才小有名氣。而薩特出身于一個富有的新教家庭， 從巴黎高師畢業后邊教書邊寫作，曾發表過小說《墻》、《惡心》和一些短篇。薩特頗具領袖風范：他富有、慷慨、不甘寂寞，好吃好喝又能說會道。在亨利四世中學，他是以善調侃而出名的老師，課上常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所有第一次見到加繆的人，一定會被其英俊的外表所吸引。就像我們現在所說“始于外表，忠于靈魂”，加繆的才能與興趣及其廣泛，除了哲學家，劇作家，他也曾多次上臺演戲。帥哥加繆常常困惑于薩特為什么對女人那么主動，明明自己靠耍酷就能吸引女人主動投懷送抱。薩特抽了一口煙斗，深深的吐了口氣：“朋友，這么久了我長什么樣子你心里還沒點數”？

因為各種原因，加繆的作品在中國的知名度并不如薩特。然而他作品中無處不在的那種對生活的激情，在當今時代尤為珍貴。加繆最珍視的、也被其稱為風格最像自己的作品—— 《圍城狀態》（也稱《戒嚴，或者什么都沒發生》）寫于兩個人關系還尚好的1948年。雖然與《鼠疫》是兩部作品，但他仍將獨裁者命名為“鼠疫”，劇的主題是反抗，戰勝鼠疫的唯一方法是不怕它。這的確很加繆。

《圍城狀態》中的下面這段話，看起來就像是對今天世界的一個回答：我僅僅蔑視劊子手。不管你怎么說，這些人將會比你偉大。他們若是有殺人的那天，也不過是瘋狂一小時。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邏輯來屠殺。不要嘲笑他們低垂的頭，因為多少世紀以來，恐懼的彗星總在他們頭上劃過；也不要譏笑他們畏懼的樣子，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他們死于非命，他們的愛情也被摧殘。他們無論犯了多大罪過，也總是情有可原。然而，我認為不可原諒的，倒是你們對他們時刻犯下的罪行，而且你還早有打算，在你骯臟的秩序中，最終將這種罪行系統化。

這部戲表現為關于⼤瘟疫主題的⼀個宏⼤寓⾔，并且⾃西班⽛黃⾦時代開始出現在劇場，是加繆該作品的靈感來源之⼀。加繆曾希望“鼠疫”這一形象，能被多層次的解讀。今⽇較為明顯的是，相關內容可能被引向世界各地各種恐懼的⽓氛、歐洲和其他國家的極端主義活動的擴⼤，以及排斥異⼰和將我們⾃⼰與外界隔絕的傾向。

《圍城狀態》展現了⼀件完整的戲劇作品，⼀場劇團和空間以及運動的和鳴。這即是⼀出戲也是⼀個世界。重新排演只為了⼀個⾄今我們仍在提出的問題：在⾯對我們正在經歷的恐怖時期時藝術能扮演什么⾓⾊？想給這個問題提供的答案是藝術幫助我們⼀同質疑，質疑必然性、確定性和慣例，質疑偏見，幫助思想向前推進，向真相⽽不是⿊暗推進，與死亡的命運對峙，盛贊⽣命的⼒量。

70年后的今天，《圍城狀態》這部作品的現實意義之光華，沒有一點點蒙塵。
然而從那時起，加繆與薩特的作品中就已經逐漸的顯示出不同的政治傾向。終因政見不同而上演了世紀分手大戰。是二戰后的冷戰結構扭曲和毒害了薩特和加繆的關系，那是一個許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被迫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的時代。互相攻擊，互相挖苦，不再來往。直到1960年，加繆突遇車禍而去世。

加繆死后，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報》上發表了紀念加繆的文字，“我們之間發生過爭執……爭執，這并沒有什么——即使我們不見面——它恰恰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繼續一起生活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