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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舞臺的洗禮與磨練，新一輪的《北京人》將曹禺大師的文學瑰寶呈現出更加生機動人的新氣質。愈發活靈活現的演繹，愈發氣韻悠長的節奏，結合著傳神的舞臺，刻畫出屬于中國式新貴族的精神寫照，以及20世紀前葉，來到新時代的中國最初的人文風韻。這樣的《北京人》，值得你走進劇場，去體驗、去熱愛！
“當時我有一種愿望，人應當像人一樣活著，不能像當時許多人一樣活著，必須在黑暗中找出一條路子來。”
——曹禺談《北京人》創作動機
此劇是曹禺先生的心血之作，也承載著他的記憶。同樣，作為曹禺先生的女兒，當代著名劇作家萬方女士也多次談到這部使她充滿回憶的作品。今天，就讓我們翻越歷史，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關于《北京人》的寫作——曹禺
曹禺
有人曾說《北京人》是作者唱出一首低回婉轉的挽歌，是纏綿悱惻的悲劇，是對封建社會唱的一首天鵝之歌。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
我覺得《北京人》是一個喜劇，正如我認為《柔密歐與幽麗葉》（《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喜劇一樣，《柔》劇中不少人死了，但卻給人一種生氣勃勃的青春氣息，所以是喜劇。
我覺得喜劇是多種多樣的。莎士比亞的喜劇是浪漫的喜劇，針對社會和現實，又在幻想中對人性進行描寫或作善意的嘲諷。莫里哀的喜劇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和宗教，針對當時貴族人物和暴發戶的丑態進行諷刺，從中找出許多可笑的地方加以對比，成為喜劇。果戈理的喜劇帶有沙俄時代的風味，只有沙俄時代才會產生《欽差大臣》這樣的喜劇。它對沙俄的官僚政治進行辛辣的尖銳的諷刺。
總之，喜劇都是使人發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為的乖謬和愚蠢。
我說《北京人》是喜劇，因為劇中人物該死的都死了，不該死的繼續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這難道不是喜劇嗎？至于說到這個戲的調子沉悶一些，憂郁一些，這是我對那個時代的感覺。那個時候死氣沉沉，這樣寫比較貼切。
《北京人》是怎樣寫出來的呢？我說還是從人物那里來的。一切戲劇都離不開人，離不開人的心理和行為。
這個戲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影子，如曾皓，我就見過一個很有學問的教授，和一個青年女子有某種感情上的來往，實際上是剝削別人的感情。我對此深有所感。我從他的靈魂深處構思出了曾皓。他的故事并不長，也不熱鬧。
同時我也見過一些年齡大還沒有嫁出去的女孩子寄居在姨父家里，她們當然不像愫方那樣，但有幾分相似。
曾皓的家也有出處，我考清華大學之前，寄居在一個姓于的大家里，他的房子很多，一個套院一個套院的。他繼承了祖父的家產，曾經很有錢，當時已經敗落了。不過他還有包車，偶爾也上館子吃飯。到了晚上，他家的少爺、小姐們抽鴉片、賭博。他們把家中貴重的古董都拿出去變賣，這對我的印象很深。
這些少爺中就有曾文清的影子，他懶得要死，整天沒有事做，不過沒有曾文清那么風雅。我還有一個活的曾文清的影子，就是我的哥哥。他也抽鴉片，沒有曾文清儒雅。我父親的脾氣很暴躁，有一次一腳把我哥哥的腿踢斷了。我哥哥就出走，從天津到哈爾濱，過了一個冬天，他又回來了，但不敢進家。后來母親托人把他弄回來。他回家后，我的父親不和他說話。有一天我父親在樓下看見我哥哥在抽鴉片，他向我哥哥跪下來，對他說：“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父親，我求你再也別抽鴉片了。”我父親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北京人》中寫曾皓跪下來求曾文清不要抽鴉片，就是根據這樣一件真事構思的。
愫方在劇中是一個重要人物，我是用了極大的精力寫她的，可以說是根據我的愛人方瑞的個性寫的，她在十年動亂中逝世。回憶起寫這個人物，也可以說是對她的紀念。我的已逝的愛人是安徽名書法家鄧石如先生的幾代重孫女，會寫一手好字，會畫畫，很文靜，跟我守了一生。她的文靜很像愫方，不過沒有愫方堅強、忍耐的一面；也沒有愫方那么不可言傳的痛苦。當然在十年動亂中，“四人幫”迫害我，她也和我一起受苦。她就死了。愫方的“方”是我已逝的愛人方瑞母親家的姓，她也可以說是方苞的后代，“愫”是她母親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我確實是想著她而寫“愫方”的。我把她放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來寫。當然她的家庭和愫方完全不一樣，她父親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的一個很有名的大夫，妹妹是一個很進步的學生。
曹禺與方瑞
我們寫劇本一定要有真情實感，總是會有一個地方使你激動，讓你產生非寫不可的創作沖動，于是你就把許多事情集中和貫串在一起。創作不是照貓畫虎，把見過的東西如實寫出來，即使是寫實主義大師如巴爾扎克、左拉，也不是這樣，否則就是照像，而不是繪畫了。創作要有想象、聯想和幻想，所謂結構不是東一塊、西一塊的補貼和拼湊，要把活生生的人物放在具體的天地和環境中去思想和行動。
《北京人》中的人物江泰是根據我在抗戰時在四川的一個小城里遇到的一個法國留學生作為原型而寫出來的。這個法國留學生和他愛人住在老丈人的家里，是一個樂天派。別人都在抗日，他整天釣魚，快活得很。每次見到我都東拉西扯，高興極了。他不像江泰那樣有滿腹牢騷。我父親還認識一個法國留學生，是研究科學的。在那個時代，搞科學是很不得志的，他不會做官，很失意，常常和我父親窮聊。江泰這個人物就是取材于這些生活中的人，或者還包括我的某種幻想。
我們有時寫東西，就是各種聯想加上自己的幻想創造出人物來的。這些人物不是假托出來的，他們都像真人似的存在自己心里。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就是這樣孕育出來的。例如阿Q，魯迅真正看見他了嗎？還是他運用想象，在真正的生活的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這種寫作的本領，有時的確有些神秘，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筆下的人物是怎么活起來的。
思懿這個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原型，這種人我見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某個學校校長的夫人，嘴上很刻薄，但不是那么兇殘。
劇中其他人物如瑞貞和曾霆也是我在生活中見到的人物。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哥哥三十六七歲，就有一對十七八歲的兒子和兒媳。我到過他們家，見到這年輕的夫婦，他們叫我叔叔。這對小夫妻并不相愛，女的經常回娘家，后來我聽說一個自殺、一個病死了。我沒有把瑞貞和曾霆寫成這樣，因為我不忍心這樣寫他們，那樣寫就太殘忍了，我寫瑞貞要掙扎出來。
關于劇中的聲音效果的處理，我寫劇本是很注意聲音效果的。它幫助烘托氣氛，增強特定環境的真實感。例如在城墻上吹號的聲音，尤其是傍晚，烏鴉在天上飛，令人倍感凄涼。當我十歲時，父親在宣化做官，帶著我，每當傍晚，有個號兵在城墻上吹號，很單調。我聽起來感到那么孤獨，也許想到自己沒有母親，也許想到許多悲哀的事，讓我那么悲傷。
我為什么要寫《北京人》呢？當時我有一種愿望，人應當像人一樣地活著，不能像當時許多人那樣活，必須在黑暗中找出一條路子來。我當時常常看到周圍的人，看他們苦著，扭曲著，在沉下去，百無聊賴，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感到他們在舊社會中所感到的黑暗。我想好人應該活下去，要死的就快快地死吧，不要纏著還應該活下去的人。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關于《北京人》的寫作——萬方
在一篇文章里，我爸爸說：“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難以理解。沒有一個文學家敢說：我把人說清楚了。”當他重訪母校南開中學的時候，他對中學生們又說：“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是非常復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還是極應當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問，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創作《北京人》，我爸爸是在踐行他人生這一最大的感悟。怎么能相信有純粹的壞人或好人呢？全部的生活都在告訴他只有“人”這回事。他寫的是人，他愛他們也恨他們，更可憐他們。
《北京人》里的一個個人物，一個個鮮活的靈魂，無論舞臺上生活中，無論身前身后，無論過去現在，我們都會與他們相遇，在發現他們的同時再一次發現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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